戏剧节要持续好几天，走在人来人往的小道上，随时能看到熟悉的面孔。也不是每件事都与戏剧本身有关，比如李昭突然就被困扰的男演员抓住，男演员正在纠结于到底要不要离婚，咨询了李昭半天的意见，一转头又去追着别人问。
李昭觉得很烦，跟柯以明说：“他又下不了决心要离婚，这种私人感情的事，到处跟人说干什么？”
柯以明目瞪口呆地看着老板，不敢相信这话居然出自李昭之口。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你自己不也到处说吗？”
咦，自己明明没有开口，怎么会把心声说出来了。
柯以明转身一看，原来说话的不是自己，是前几天刚打过照面的，李昭的师傅。
“邱老师。”李昭打招呼，“怎么过来不跟我说，早知道一起坐飞机过来。”
邱老师说：“一起过来干什么，飞机票多人同行能打折吗？”
他想起刚刚李昭说的话，又气不打一处来：“以后再让我听到你讲那些，说一次罚款一万。”
可能打蛇打七寸，巨大的金钱惩罚刺激到了李昭，让他很不高兴：“我没有。”
“还没有？你知不知道饭局上好几个都是中影的领导，还有文旅委的，结果回去一群人给我发微信，没人问你写过哪几部剧，全在问你那个暗恋对象是谁。”
李昭想，那也不错，其实这些大领导，本来也不会关心他这种年轻编剧写了什么作品，他们更愿意用那些有作品厚度的，有资历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而李昭这种近几年才有名气的，对他们来说，还是太浅了。
“可以把我的微信推给他们。”李昭说。
“你还要在微信上再给他们讲一遍？”邱老师对李昭很不信任。
“……聊工作。”李昭说，“就算不聊，看看朋友圈也能知道我最近上了什么新剧，万一有机会呢。”
李昭总是这样的，他在危险的边缘试探，让人即将爆发的时候，他就突然恢复了正常，让邱老师也一下子卸掉了刚刚的脾气：“还真有几个问你联系方式的，我回头推给他们。”
“谢谢老师。”李昭道完谢，又问，“那你跟他们说了那个人是谁吗？”
“没完了是吧！”
男演员还在到处问别人，他该不该用离婚来摆脱目前的困局。李昭实在觉得，这样的人太不自洽，明明自己选择的婚姻，却连取舍都要问别人。
“不能这么讲的，你又没有家庭，不知道其中的难处。”旁人说道，“人家异性恋的婚姻里不只有自己，还有孩子的。分开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李昭又想起他的家庭关系来。
准确地说，他没有家庭，父母都去世以后，他只有一些关系不远不近的亲戚，偶尔会打电话找他借钱，过年的时候群发祝福短信，老人有别的子女赡养，跟他这个在外地的孙辈也不熟。按照同事的说法，他这是典型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但现实远远没有那么轻飘飘，李昭有时候会想，或许就是以前太孤独了，没有人听他说话，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什么都非要找人倾诉出来。不仅要讲，还要把情节都编排完整，让人听得下去，甚至为之共情。其实也不止会讲梁泊言，也会讲他怎么在中学时期被排挤，讲他父亲是怎么在深夜回来，或许脸上还会带着留下的伤痕。这是李昭对过去的解决方式。
可是李昭突然想起梁泊言。
如果说悲惨，世界上自然有许多人比梁泊言惨得多，可是梁泊言的过去那么复杂，复杂得足够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这个人却牙关咬死，永远只是笑，和谁都打成一片，与任何人都兄弟相称。仿佛这个世界的变化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轻飘飘的玩笑。
又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李昭才没有那么，轻而易举地忘掉这个人。
“谢了啊哥们儿，世上还是好人多。”梁泊言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看着屋内突兀多出来的钢琴，发自内心地感谢，“你早说你住哪儿啊，没想到一个小区的，都是邻居，太巧了。”
那个在手机钢琴app里认识的人，被梁泊言再次联系上以后，虽然骂了几句，但居然没有拒绝，让梁泊言趁早上门，说他也懒得再看到那晦气玩意儿。
梁泊言顺便点开这个人的头像，往下一拉他的评论，纯纯一事逼，到处挑刺，嫌这个太匠气，那个弹错音，偏偏自己从来没上传过作品。
梁泊言占便宜等不到明天，立刻就准备叫个货拉拉上门，需要填上地址，问对方：“我让司机到哪里去取？”
对方发了个地址过来，说：“四点前过来啊，四点过后我要去接孩子了。”
一看门牌号，货拉拉的钱都省了，或许是大数据的匹配机制，推送的本来就是附近的用户，这位偶然匹配上的大哥，居然就在隔壁楼。
大概是图方便，对方看他也住在那里，居然不但给了电子琴，连那架巨大的钢琴，也一起给搬了过来。
邻居却并没有这么乐观，他只觉得自己当了冤大头：“你都住这儿了，还说没钱，你糊弄鬼呢？”
“刚不都跟你说了吗，朋友的房子，我暂住而已。”梁泊言说，又指了指沙发上的催缴水电气费的单子，“瞧见没，过几天都要停水停电了。”
邻居将信将疑，似乎是看他一个人，穿着也是便宜货，确实不像能买得起这里的房。
“你多大啊？”邻居问，“高中毕业了吗？”
梁泊言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只是说：“读不下去书，我是来北京追求我的音乐梦想的。”
邻居对他的音乐梦想不置可否：“钢琴需要天赋的，我就是孩子实在练不出来了，每天看到钢琴就哭。才把钢琴都一起送你，免得看了伤心。你这都十六七岁了，弹成这样，当钢琴家也没什么希望。”
“你孩子多大了？”梁泊言问。
“八岁了。我看钢琴是走不通了，打算另外换个兴趣班。”邻居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家长有多辛苦，像你这样跑出来，家里都急死了。等你以后有孩子就知道了。”
梁泊言喜欢听这种笑话，他就可以随即说：“我爸在牢里，我妈也去世了。”
这就是语言上的蒙太奇手法，他不会讲，他爸坐牢和他妈去世之间，隔了二三十年。梁幻死的时候已经六十出头，固然算不上高寿，但起码也过了许多年的好日子，用一个尚未签订引渡协议的国籍，过着还不错的日子。
他要真的有孩子，那可能过不了政审，考不了公。
看邻居露出有几分惊恐的眼神，梁泊言又补充了一句：“行贿罪。”
真是奇怪，都是犯罪，但似乎这样的经济犯罪比起抢劫杀人这些暴力行为要好一些，邻居明显松弛了几分，甚至说：“你妈妈也是冲动了……就这么把你一个人丢下了。”
“不会啊，现在不是有你送的钢琴了嘛。”梁泊言夸赞了一句，“其实我更擅长唱歌，看你这么大方，我免费送你首歌……”
“我要去接孩子放学了。”对方却没有领情，不但走得飞快，还跟梁泊言叮嘱，“你还是上个学吧！去唱歌人家也得要九年义务教育毕了业的！”
这一天天的。梁泊言有些忧愁，想起李昭走之前也是骤然指责他为什么不去学习，今天又被隔壁楼的邻居一通说。
看来，得到年轻身体的同时，也要继承年轻人的烦恼。
甚至会让梁泊言想起，他真正的十六岁时，正在干些什么，有没有专注学习。
香港因为长久被英国殖民，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影响极深。他读的也是教会学校，有一门专门的课程便是圣经课，从小学到大，遇上特别的节日，还要去教堂。他挺乐意去，有圣餐可以领。梁泊言那门课成绩也好，别人来问他怎么学，他便说诚心相信神的旨意。他是这样相信过的，不管有什么苦难降临，都是神对子民的考验。圣诞时，香港会放两天假，整个维港的建筑都亮起来，美如乐园。他加入了学校的唱诗班，也要去教堂唱圣诞歌，也要去传福音。
97年香港回归之后，佛教人士对圣诞节一直是香港公共假期不满，要求佛教也享有同样待遇，从那以后，香港又多了一个佛诞日。
再后来，梁泊言长大成人，什么教也不信，看一些文艺作品里面，虔诚的信徒因为向上帝祈祷得不到回应，怒而粉转黑，选择报复社会。他就想这些人要求真他妈高，还成天问神能给你什么？起码能给三天假期。不管哪个宗教的神，能放假的就是好神。
除此之外，就不要再指望有别的什么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