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易安的脚步说不上轻快，她和杜挽星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口，黄铜铭牌上用黑色正楷写着——社区18号。这是她们今天走访的第四户人家，前面三户人家排除了嫌疑。
杜挽星敲开这户人家的大门。开门的是个身形微胖的男人，五十岁出头，个子不高，身穿蓝色上衣，搭配浅灰色休闲裤。
“你们是什么人？”屋主望一眼在屋外围观的邻居，又问，“你们是警察吗？”
“我是警察，”杜挽星出示警官证，说，“这位是我的搭档。”
“你的警官证呢？”屋主问黄易安，戒备心很重。
“我是顾问，”黄易安说，“这位警官就是我的‘警官证’。”
“我们能到里面聊聊吗？”
听杜挽星这么问，屋主轻轻点头，打开了门，往里面让了一步。屋主伸手从裤子口袋里取出香烟，低声对两人说：“进来吧！”
“谁来啦？”屋主背后出现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穿着蓝白相间的格子连衣裙，足蹬一双五厘米高的高跟鞋。用浓妆刻意描画的大眼睛望向门外的造访者，手里端着一份湿漉漉的水果，全身的动作凝固了几秒，问，“这两位是？”
“她们是警察，”男屋主瞥一眼黄易安，改口说，“一个警察，一个警察的顾问。”
“你们过来是为了调查那个死去的女孩，对吗？”女屋主向前走了两步，“进屋里聊吧！我洗了点水果，进来吃点。”
走进开阔明亮的跃式客厅，黄易安的视线停留在雾蓝色沙发上的某个半点，应该是沾染了某种白色的染料，斑点的造型很奇特，有点像张开触手的八爪鱼。
男女两人是一对夫妻，丈夫名叫山下义井，是日本人，日资车企的高管；妻子名叫山下晴子，是中国人，家庭主妇。
客厅靠近走廊的角落里，放着三大两小的行李箱，是准备长期出远门的模样。
“要出去旅游吗？”杜挽星问。
“回一趟日本，”山下义井的中文很标准，完全听不出国际友人的口音，“跟公司请了三个月长假，家里老人过世了，要回去处理。”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没关系，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山下义井说，“中国人是不是这样说的？”他看向低眉顺目的妻子，眼神中带着询问的意味。
“有这样的说法呢！”山下晴子甜甜一笑。
黄易安这才注意到，晴子原来是个养眼的中式复古美女。
鹅蛋脸浅露娇羞，细腻肌肤白里透红；柳叶眉宛如远黛，秋波流动中，满溢娇媚；脸上化着与气质不相符合的浓妆，令她看着远比实际年龄成熟。
黄易安原以为她已经四十岁光景，细细看来，她应该不过二十五岁的年华。这是一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夫少妻。
“三个月之后，还会回来吗？”
“还没有决定，”山下义井说，“要是能在日本安排到合适的职位，就算降一点点待遇，也希望能留在那边。”
“二位结婚多久了？”
“将近两年，”山下义井说，“晴子还是第一次跟我回日本，对吗？”
“是的，第一次去日本，很期待呢！”
山下晴子叹了口气，所谓的期待完全就是客套话，她似乎很希望讨好丈夫。
“是的呢！”山下义井满意地点点头，说，“你一定会期待的，日本，怎么说呢！我对故乡很怀念。”
“山下先生平时很少回日本吗？”
“工作很繁忙，必须不断地上进才行。”山下义井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在这个年纪，很危险，一不留神，就会被年轻人超越。务必保持警惕，保持学习。”
黄易安心想：日本人也这么卷吗？
杜挽星若无其事地环顾室内，很奇怪，日本人的房子里，却一点日式的装修风格都没有；进屋也不用换鞋。唯一能和杜挽星印象中日本人形象挂上钩的，就是唯唯诺诺的妻子和专治霸道的丈夫的组合。
“两位是头婚吗？”杜挽星冒昧地问。
山下夫妻的婚姻关系登记在日本，出入境记录中，只能显示两人的夫妻关系，却无法获悉两人的婚姻经历。
“我在日本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晴子是我的第二任妻子。”山下义井说，“请问，我的婚姻状况和你们要调查的命案有关系吗？亦或是，这就是中国警察办案的特色呢？”
“简单的背景调查，都是必要的流程。”杜挽星说，“山下先生会觉得困扰吗？”
“没有距离感的调查，会令我们困扰。”
杜挽星微微一笑，取出杨柳的照片，放在山下义井的面前，问：“以前见过这个女孩吗？她叫杨柳。”
说完，杜挽星扫一眼山下晴子，后者露出惊恐之色，双唇“唰”一下惨白无色。
山下义井拿起照片，细细地看了又看，犹豫良久，侧身转向妻子，说：“晴子，你看看，有没有印象？我不太确定。”
“不用看了，”山下晴子的声音瑟瑟发抖，说，“是她，你没有认错。”
“山下夫人，你认识杨柳吗？”杜挽星向前倾身，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和杨柳是发下，”山下晴子低下头，垂着双肩，轻声说，“我们来自同一个村庄，还有点亲戚关系，很远很远的那种宗族亲戚关系。我婚前叫杨晴子。我们在同一年离开村子，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偶尔聚在一起吃顿饭。我听说，她参加公考，顺利考进了市警察局。是真的吗？”
“是真的，她是一位实习女警。”
“杨澍呢？他知道这件事情了吗？”山下晴子皱着眉头问。
杨澍是杨柳当海军的哥哥，正在大洋上执行任务。
“他正在执行任务，”杜挽星说，“我们正在想办法联系他。”
“他还是老样子。”山下晴子小声沉吟。
“案发已经三天了，你都不知道受害者是杨柳吗？”
“我们很少和邻居交流，”山下晴子说，“义井不喜欢别人干涉我们的私事，而邻居们都很热衷于四处打听别人家的隐私。”
“近几天，电视上和网络上几乎都在报道这个消息，你们不看新闻吗？”
“杀人的事情太可怕了，我很少关注。”
“晴子是个胆小的人，她很害怕这些可怕的新闻，请你们不要为难她。”山下义井满怀敌意地瞪着杜挽星。
“山下夫人，你最后一次和杨柳取得联系是在什么时候？还能记得清楚吗？”
山下晴子垂着头，小声说：“上个月月初，应该是三号那天，我们在松浦咖啡馆简单吃了个午餐。”
“她当时的表现怎么样？”杜挽星问，“情绪会不会低落？”
“我没有察觉异样，”山下晴子说，“不低落，也不高涨，情绪平稳。”
“你约她出来的吗？”
“不，她约我出去。”
“没有，就是出来聚一聚。”山下晴子说，“她以前也常常约我出去吃饭。”
“山下先生和杨柳一起吃过饭吗？”
“吃过饭，”山下义井思虑片刻，严谨地说，“吃过三次饭，对不对，晴子？”
“应该是吧！我记得不太清楚，时间太久了。”
“不行的，你还是太糊涂了。”山下义井责备的话语中带着宠溺。
“抱歉，很抱歉。”山下晴子唯唯诺诺地回应，脸上露出怯色。
“哎呀呀！不用抱歉啦！我就是喜欢晴子糊糊涂涂的可爱模样啦！”山下义井哈哈大笑，说，“很抱歉，让警察和警察顾问见笑啦！”
“山下先生，山下夫人，二位有孩子吗？”杜挽星继续问。
“我和晴子还在努力，一定会想办法要我们的孩子。”山下义井说，“我和前妻有个儿子在日本。”
“很多邻居家里都种了柚子树，你们家怎么没有一起种呢？”
“不要种柚子树，”山下义井义正词严地说，“无功不受禄，不能平白无故接受邻居的馈赠。”
杜挽星问了夫妻二人案发当天的行踪，两人互相作证，只说是在家中休息，一晚上没有出门。两人的说法相互印证，供词没有漏洞，反而显得刻意。
“你怎么看？”杜挽星对黄易安说，“山下晴子是目前为止，我们能找到的和杨柳关系最密切的人。山下义井也符合我们对柚花杀手的侧写，年龄段相符，拥有独立空间实施犯罪，熟悉社区环境。”
“也有东区的生活经历，”黄易安补充说，“他供职的汽车集团总部就设立在东区。”
“重点排查。”杜挽星在山下义井的名字后面打了个勾，说，“下一家，26号，是我们的目击者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