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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这是我们唯一乐意去“输”的事，对他如此，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几天后，我拗不过他，跟他一起去城里看了医生，尽管医生在做完各项检查后说我除了癫痫的风险外暂时没有任何问题。我抗辩自己这几年没有发过病了，但萨连科还是坚持找医生讨了些治疗癫痫的药。他怕我犯病。但其实这么多年，我从没带药的习惯。
“我总觉得这个病结束了。”我说。
萨连科把药小心翼翼地放进后车厢的皮包里，说：“但愿，亲爱的，可我不能冒这个险。”
“还记得那回你给我做了个蛋糕么？吃了那个蛋糕，我就重生了。重生的人是不会犯旧时代的病的。”
我觉得自己有点亢奋，心里燃烧着一团永恒的火。可情绪一亢奋，萨连科就会害怕。但我无法控制自己，请原谅，我也不愿如此，一是身体原因，二可能是因为太幸福了，幸福到有些飘飘欲仙，搞不清楚状况了。
时间来到1960年的春天，海牙的格鲁乌站点被萨连科经营得十分强悍，好几次还和中情局对上了手，让我也是哭笑不得。有一回我逃到一半发现脚步和作战方式怎么那么熟悉，结果转身发现萨连科在追我，卸下伪装后两人面面相觑都是笑得不行，收了枪去街边的酒馆喝酒。他说以后我们俩之间得定个暗号，有你追我赶的这个精力，还不如用到床上去。
没过多久，如我的预期，美国大选结束，肯尼迪上台。我和萨连科缩在木屋的电视机前收看了这位新总统的就职演讲。听着这位魅力十足的新总统铿锵有力的声音，萨连科用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
“他的态度还真难猜。”萨连科低声说。
我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以后我帮你去探探口风。”
萨连科笑了，“可别不把你们那边的人当回事，要知道，你能和我在这里，多亏了南希。”
我耸耸肩，说：“过几天我要去见她，她最近迷上了斯宾诺莎，成天读他的书。我笑话她是不是成了个泛神论者了。”
“我不怎么了解，你知道，我没读过什么书，对宗教也一窍不通。”
“读什么书？别读，书读多了思想容易变态，就像我祖父一样。”我笑嘻嘻的没个正经，萨连科转身看我的眼神一点一点阴郁起来，像浸润了忧伤的海绵。他总是这个样子。
“亲爱的，不要说这种话。”他搂住我，电视中肯尼迪的声音淹没在一片掌声里，而我则淹没在他的亲吻里，“不要说这种让我心疼的话。”
他咬着我的鼻尖，低声问：“要做爱吗？”
“要，要做。”
他弯起眼睛笑，“明天可不要腿软。”
“看看到底谁腿软。”
我躺到沙发上，双腿死死勾//住他的腰，半眯着眼睛看他裸//露的胸膛朝我倾覆而下。这种场景我已看了无数遍，却还想再看无数遍。
金发扫在我的脖颈，伴随着灼热的气流，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红发变得更加柔软，带上了海洋波浪的弧度。我变成了黛西，一朵雏菊，一个女性意识在体内游走的男人。我知道，在千百次的爱欲之中，在这欢愉之中，我接纳了自己，也接纳了母亲。她活过来了，活在了这具身体内。她以她特殊的存在来告诉我，从她第一次出现在易北河对岸的那棵树上时，她的指引便带有浓厚的爱的意味。
因为她不知该如何爱我，便叫我走向命中注定的萨连科。
很快，我在一阵痉挛后缴械投降，可距萨连科到达终点还有很长时间。他似乎沉醉了，细密的汗珠渗在发红的鼻尖，金色的睫毛下是爱/欲泛滥的蓝色双眼，海边晚霞的色彩蔓延在他的灵魂中，他的每一次深//入，便撕开这个世界一点，让我们彼此从这冰罅中下坠，坠入柔软的天国，踏上永恒的道路。
电视里，是年轻总统激情澎湃的声音，是掌声如海浪般滚滚而来，是美利坚四年一次的崭新的希望。
电视外，是我们在沙发上的厮磨，是两具身体的彼此融入，是人类本性中最纯朴最真实的欲望。
可电视外的喘息和呻吟，比电视内的冠冕堂皇要好听。
好听到让人想哭，想永远铭记。
三天后，我在斯宾诺莎的雕像下见到了南希。她看起来状态有点不大对，眼睑处爬满了乌青。我想她太陷入哲学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要有极强的精神意志力的人才能抵抗无知所带来的恐惧和虚无。
而面对哲学家的思想时，人往往都会惊讶于自己的无知的。
“你怎么了？”我忧心地问她。
“你真聪明，肯尼迪赢了。”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
南希淡淡地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忧心？”我搂住她瘦削的肩，“不要有任何忧心，你还有我，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就像你对我所做的那样。”
南希笑了，“我不忧心，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去做的吗？”
南希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说：“去执行一个任务吧，对你来说很简单。”
她简要说明了一下任务内容，的确很简单，无非就是到西德的波恩政府某个外派在荷兰的大使家里溜上一圈，这并不难，潜入和安装窃听简直信手拈来。可别的南希不愿多说，她最近似乎很忙，分别时，她突然抓住了我的手，犹豫再三后，说：“还记得我们在迈阿密海滩的时候吗？”
“记得。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度过那段日子。”
“有我，还有亨利。”
“是，还有亨利……”突然，我想起了南希跳伞时亨利仰望天空时发红的眼角，不禁笑了，“他爱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是的，他爱我。”
南希突然红了眼，破开在一道笑容里，“多么可怜的人，他竟然还爱着我。”
她松开了我的手，踮起脚尖在我脸上吻了吻，说：“你要记得，他爱我。”
我不明所以，南希却不肯再多解释，她飞扬的裙裾在阳光下消失了，神秘的爱尔兰的苹果花，就这样消失在了荷兰的街角。不知为何，心里悄然攀上一股阴郁，像是下雨前沉闷的天气。厚厚的低垂的云层，伴随气象台广播里主持人不知疲倦播报的声音。
情绪有点烦躁不安，来源于一种“玄”。（不用过多介绍，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于是几天后，在距离安装窃听的西德大使家的两个街区外我被几名黑衣人拦住，接着，他们出示了中情局的证件。
“您得跟我们走一趟。”为首的人说，我记得这个人——保罗·伍德，出自D参谋局。那么就是理查德·赫尔姆斯先生的人了。
我耸耸肩，这里没有拒绝的可能，只能老老实实上了他们的车，来到了中情局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站点。这是一栋简陋的、位于市区的三层小楼房的最顶层。吊顶正在往下掉灰，灯光摇曳在低地的降临的夜幕中。
空气中有木头腐烂的味道，我咳嗽了几声，心想为什么不粉刷吊顶。
“您需要喝点水吗？”保罗·伍德问我。
“谢谢，不需要。”我笑着说，“您这边儿的楼顶掉灰，我可不想喝石灰水。”
“抱歉，临时决定带您来的。”伍德拉开一张椅子坐到了我对面，一板一眼、用一种仿佛要彰显其理性和公平公正般的目光凝望我，说：“您应该知道，我是代表赫尔姆斯先生来的。”
“我明白。”
“您知道，新总统总是对我们不放心。”
“这我可不知道。”
“他和艾伦·杜勒斯先生有争执。”
“我并不关心，我一直在欧洲，况且像我们这样的层级，恐怕还操不了那个心。”我笑着说，伍德也笑了。
“是的，您说得没错。我们也是听人办事。我听赫尔姆斯先生的，您听赫克谢尔先生的。”
我耸肩，对此不置可否。
“但是，毕竟赫尔姆斯先生是柏林行动基地的负责人，所以针对所有人的背调，也是我们在进行。”
“辛苦了。”针对随时可能伸到我这边的触手，我和萨连科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老法新用，用萨连科给我准备的几道情报把他们喂饱了就行。所以我并不紧张，甚至觉得这种调查的到来让我松了一口气。
这说明我至少还是有用的。
“那么，您就详细跟我们说说，您所知道的，关于亨利·赫克谢尔先生的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