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姓齐，名已遗失，你可以像他们那样叫我黑眼镜或者黑瞎子。作为一个社会人，可以忘记任何事，唯独不能忘记自己的名字，但我确实丢失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的内心涌动着一股恨意，无关具体国家民族，更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它朦朦胧胧，无影无踪，我也不清楚这股恨的起因，或者说追溯它的诞生原因对消解它并无任何帮助，回溯法只在人类社会结构分析中有效用。它更像一个孩子在童年时被某句玩笑话惊吓形成的恐惧，成年后，即便拥有足以否定玩笑话的常识，仍然无法抗拒回想旧时情景。恐惧逐渐堆加，从最初的一粒灰尘，滚成一团单薄个体无法撼动的巨物。我藏在心里的恨便是如此。它伴随我那日复一日的生存生活，以至于我不得不习惯它的存在。那些深深刺入内心的痛楚，时刻探着柔软的刺尖，准备轻拂过生活的表层。
直到后来，这个故事迎来真正的大结局，这丝恨意在消磨中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连我自己都忽视了。毕竟，所有人都已摆脱属于过去的余烬，坦然接受现实。我们做到相互尊重，互帮互助，恨只存在记忆之中，再也不会现身。
思绪溃散，我不禁暗叹了口气，盯着面前金属桌上的一盅茶。热气盈盈，这股恨意又在作祟了。
我现在身处月球第一核心基地办事处，面积不大的汇报厅坐满了人，我只认识其中小部分，那些熟悉的面孔浮动着相同的神色，他们或深思、或交流，只听得见低声簌簌的声音，像老鼠嚼草，在屏蔽器的作用下，有效信息被遮盖得七七八八。张家人一如既往沉稳，安静坐在汇报厅一角，里面有几张熟人的脸，机缘巧合下共过事，但此时不是叙旧的好时机。
我在神经漫游端给张海客发了条讯息：“最近咋样？”
对方已接收，但未阅读。
我看向张海客所处的位置，他被一群黑衣人围着，手里拿着透析板，好似在商量事务。表情严肃，他换回自己的脸之后，好像就不会笑了。
张海杏哼笑了声，“一群□□。”
我砸吧砸吧嘴，余光审视那群黑衣人，一时分不清该称他们为汪家，还是张家。
张海杏从背包里捣鼓出几颗发着暗淡光泽的红色小球，“年初在KB2319一个山洞里发现的，味道不错，那些文艺家说，这种果子能给人一种时间的味道。”
我抓起一枚，除了间歇的流光，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小西红柿，“样子蛮奇特，它带来的收入不少吧？”
张海杏撇撇嘴，“得了吧，几十年了，我连私人飞船的贷款都没还清。”
我把小球放进嘴里，口感果然像极了西红柿，酸酸甜甜，有一点点微醺的醉意。眼前的画面开始产生细微的波动，空间眩晕，让我不得不撑着额头，“这东西怎么跟酒一样？”
张海杏也吃了枚小果，把我们俩面前的茶续上，“差不多吧，作用也差不多。”
屋里的众人忙的忙，静的静，但他们相聚于此是为了等待一个结果。汇报厅正中央的墙上有一片巨大的透析板，正以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持续更迭数据，黑色的符文在白底上格外刺眼，右下角的进度条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标注的百分比尚且停在0%。类脑还在测算演绎，它从未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显然，这件事让它也为难了。
大型项目工作均被搁置，算力都集中到月球第一核心基地，与此同时在各区，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个结果。
你翻到这一页，意味着需要像我一样等待，为了打发这段无趣乏味的时间，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真假如何，并不重要，我只是想把它讲出来而已。
时间放慢了，我听见自己呼吸的节奏，缓慢如同星流汇聚，我的视线开始从月球这具身体抽离，漂到高空，跟随一股温柔的水流，流向不知名的目的地。那里的空气有一股炖排骨的香味，我的面前一定坐着一个男人，窗外是透亮明净的天空。
这里是长沙岳麓区的一个高级住宅区，我所在的这套别墅位于山腰，站在二楼阳台可以望见山下纵横的城区街道，整个城市还沉浸在开春的喜庆中，烟花炮竹团圆饭的气味渗进每一丝空气，飘了两个月还没散尽。现在，我坐在这套别墅的二楼客厅，墙上2013年的日历翻到3月，旁边的挂钟指向11点。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年轻的老人，这么形容很怪，但我只能找到这样的句子。有个不成文的识人法子，看一个人的手就能知道这个人的生活。老人的手十分干枯，年岁过大失去水分，皮肤盖住血管形成的褶皱缠着骨头，像一块被遗忘的拖把。这幅画面足够让人心酸，不仅如此，他只有一只左手，右手自手腕处砍断，时间让肌肉皮肤自然长成一团凸出。怪的是，拥有这样一副残躯的老人却长着一张二十岁年轻人的脸，眼神明亮，皮肤光滑，像被人恶意剪辑后摆放在此以作玩乐。为了尊重他的贡献，以及这张脸背后的诉求，我将用男人来形容他，即便他已经失去了男人这个词暗含的力量，不，也不一定，这股力量也许以别的形式潜伏在这具身体里。
我认识这个男人，他叫张海临。
有人推门而入，是一个女人，穿着丝绸质地的衬衫，一条直筒牛仔裤，肩上松松垮垮披着一件米色披肩。
这个女人名叫张海杏，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里分量不轻的角色。她很美丽，而且身上有股独特的高傲气质，使得容貌不俗的脸上多了几分深藏不露，这很矛盾。因为一个女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美，那么她便多了一份武器，使其能骄傲穿行普罗大众，汲取投射而来的倾羡，这是老天爷赐予幸运儿的特权。很显然，张海杏的自信并非仰仗这种特权，而是别的东西。普通家庭为孩子正常成长已费尽心思，唯独位高权重的家族有闲心培养这般聪慧机敏又独立的女性。
张海杏把木盘放到茶几上，倒了三杯热茶，她的手很白，跟记忆里没有区别。她正准备在沙发一侧坐下，看到敞开的窗户，狠狠瞪了我和张海临一眼。
“天这么冷，你们俩真把自己当小孩儿？感冒了别找老娘煮粥。”
张海临笑了下，“再蒸点馒头也可以。”
张海杏扣紧窗户，翻了个白眼，“要求还挺多。”
我喝了口茶，熟悉的味道。不过我知道，这种感受只是错觉，无论如何，这杯茶跟多年以前的都不一样了。
张海杏坐在小沙发上，捧着毛绒绒的暖手宝，“继续看，不着急，我把排骨汤炖灶上了，还得一个小时才能开饭。文件里有不懂的直接问张海临，他清楚得很。”
茶壶旁有两摞文件，张海杏买菜回来之前，我已经翻了一部分，心中大概有数。
我从上次的地方继续往下翻，这一页是活动信息登记表。看得累，脖子发酸，我会抬头看一看面前这两个人，好像能通过这种行为抚平不安。
张海杏笑了笑，“你咋跟个小雏鸟似的。”
我摇头不语，登记表上记着几个房间号，墨水数字顿地砸下来，让我的脑子宕机，抢修半天只得到一句检修结论:没救了。
这种感觉很熟悉，我好像回到1931年的那一天。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好像能把一切烧尽。
壹
我从德国回来时，是个盛夏的黄昏天，齐家还没毁彻底。
瓦没了，床没了，只有个疯癫的管家守着废院，看到我拎着箱子人模狗样地潇洒现身石狮子旁，咧嘴笑了笑，窝进院里的杂草丛，捋着草杆上的小米准备给我煮一碗粥。我坐在正厅门槛上，惯堂风从两侧的窗户进来，绕我打个圈，堂堂正正从身旁吹出去，大夏天里，冷得我打了个寒颤。
两扇门已经丢了，不知道被哪个国民党小兵带回去当床板子，夜里那门能听到女人男人咿呀的叫唤，从前它听的是我爹骂我不长进的训斥，对它而言其实没有区别，都是两厢情愿。
院里的石板也被撬走，露出的土面很快被四处飞来的植物种子占据，只需一场雨，便能淹没这间不大不小的院。雨下得多，开始疯长，长得高高的，比管家都高，他弯腰去扯野粟时，身子便隐进这片焦黄的绿。我小时候也像这样跟他玩游戏。
在城郊的马场，绿草绵厚像长毛地毯，小小的我走在里面看不到身后的爹妈，也看不到前面奔驰而过的马群。前后都吵，我不敢乱走，蹲下来抱着头哭，管家会从这两股喧嚣中听出我的求救，速速从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滚进来，身上沾着草叶，笑着抓起我的手，“少爷，原来你躲在这跟咱玩捉迷藏哩。”
管家用长衫捧了一小撮小米奔到我面前，咧嘴一笑，“少爷，瞧着够吧？”
那碗粥很薄，稀稀拉拉一小堆沉在碗底，我又饿，把水喝干后，舌头舔不到那些米，我想找管家要双筷子，端着缺口碗走到院里，才看到高高的草堆里一个高高的秋千架，上面飘着一个高高的男人，他瘦得像脚边的草叶，风一吹，□□的脚就荡两下，锋利的草缘割了几道口，我把他放下来时，伤口没流一滴血，我摸着他冰凉的身体，温度跟吹过我的风一个样，这不是一个刚死的人该有的体温，只有一个答案，他已经不算人了。
我从柴房找了张破席，胡乱卷了卷管家，扛着他走到城郊的齐家墓地，才看到墓也被掘了，土还新鲜，泛着热气。还挺好，我不用自个动手挖坑。
我把管家埋好，照着我爹教的东西给他简单做了场法，愿他来世有一身热血，如果来世仍苦，那便别活了。
土里的热气蒸得我出了一身汗，我脱了西装外套，拎在手里往破宅子走。
有几个黄包车夫小跑到我旁边，讨好笑着，“老爷？走哪道？”
听着恍然，我从来没被人叫过老爷，他们都管我爹叫老爷，齐老爷早好，齐老爷吃了没，齐老爷慢些走，齐老爷好闲情，散步呢，一定活个百岁。
我摆摆手，“不用了。”
我走在月亮底下回到家，一身冷汗，身后跟着一条高高的影子，从墓园到家门口，起初我以为是野狗，吼了几声，才发现这是挂在秋千上的管家。
我流着泪转身劝他，“回去吧，别送了。”
影子点了点头，在月亮底下，像我来的那样，走进了一片黑暗。
我踏进院子，那只碗立在台阶边，碗底沉一撮小米。我挨着它坐下，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的泥，端起那只碗，我用食指刨出那些米塞到嘴里，香极了。我不知道吞的是米还是泥，胃里空空终于踏实了些，我喟叹着抬头，看到一条高高的影子站在秋千边，正望着我，准确来说，是望着我那只干干净净的手指。我把泥也舔干净了。
我突然觉得很悲伤，影子看起来也很悲伤，我们久久对视，直到天亮了些，对面住在棚屋里的鸡又叫了几声，影子飞上秋千架，荡一大圈，荡出了破宅子。我擦干脸上冰凉的泪水，去草丛里薅了一撮小米，煮了碗粥，放到秋千下。如果影子不吃，这碗粥就留给对面的鸡。
我带走带来的行李，离开家，站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扔了枚铜钱，老天爷说我得走左边。
天微亮，有汉子出来倒尿桶，石头缝墙缝手指缝，哪里都是尿骚，有一家勤快，早早开始煮白粥，米汤的暖穿透了瓦缝，飘到我的心里。煮得真浓，比尿骚味还浓。
我找到一家包子铺，买了两个包子。报纸不防油，沾了满手。我觉得自己很豪气，竟然敢吃两个包子，满手油光亮晶晶，我是这条巷子里最有钱的穷人。于是我有点骄傲，没坐，站在凳子边慢慢吃完了两只酱肉包。馅里没有肉，全是碎纸片，但重酱油味，也是半个酱肉包。
吃完早饭，我掐着油手给自己算了一卦，老天爷说我得去东北打鬼子。我想也是，这样也给我爹我娘我姐我哥报仇了。我把皮箱子和里边的外文书折成碎银子，赶趟去国民党报道处参了军，领到制服后，我插队挤进一辆北上的军车，人头多，我在军帽里打瞌睡，摇摇晃晃，像骑着马在北京郊野的马场上狂奔，马疯了，我也疯了，我们像逃命一样往太阳落下的地方跑。
1931年8月1号，我跟部队抵达北大营。
北方人都很高，我像路易十四穿高跟鞋那样踮起脚，挤在铁栅栏边往外看，脖子被军帽尖包围，像一圈人拿着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放下脚后跟，决定融入人民群众，当拿刀的人。
下了车，门卫室旁的枣树下站着一群说笑话的人，我在车上就听到了这阵轰隆的笑声，跟打雷赛的。开车的兵跑过去说了通，拉来个看起来衣着端正的兵，说他叫杨德开，以后就是我们这车人的班长，吃喝拉撒全找他。
有个胆肥的起哄嚷嚷，“想女人了也找班长？”
开车的嘿了声，有点生气，想给胆肥的一巴掌，被杨德开拦下了，“这位小兄弟，我肠胃不好，到时候你可别嫌咱脏。”
杨德开长着一张发苦的农民脸，红褐色的皱纹像皲裂的红土地，笑咪咪地跟我们摆摆手，露出旱烟熏黄的大门牙。他年纪不大，三十出头，应该从小就抽旱烟，没个二十年烟龄酵不出那口纯正的黄，我爹都比不过他。
我想笑，忍住了，冷着脸看起来很牛逼很淡定，一团笑声里的异类，杨德开扫了我几眼。我跟着笑了几声，牛逼瞬间变成傻逼。
我爹用鞭子帮我养成能忍万般苦的劲，我十几岁那会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天我都趴在长凳上，被下人抬着去学堂上课。可见我爹对我寄予厚望，后来也是他靠着微薄的党羽关系，借国民党的手把我送去德国。
无可奈何，两个哥哥都长歪了，吃喝嫖赌样样占全，家财被这对双胞胎嚯嚯了三分之一，我爹老早就放弃他俩了，但年近50不甘心这口气，背地里觉着是汉人的血不干净了，便偷买了个满族姑娘，哼哧哼哧耕一个月，这才有了我。我很感谢我爹50岁才想通，因为这时他的体力大不如前，挥鞭子揍我使不上劲，我当按摩享受，后来他发现我在鄙视他年纪大了，便派两个哥哥上阵，一人打十鞭子。他们虽然抽大烟，但胜在年轻气盛，打得我的屁股常年流血，我娘的眼睛瞪得发红，也不敢扑上来拦一下，因为她是个妾，职责是帮女主人生孩子。给我洗衣服的阿妹抱怨说，“少爷，你下回就服软认个错，就当为我搓衣服的手行个好。”
我一听，有人代我遭罪，这可不行，有违我做人原则。从这天起，我爹一瞪我，我就知道该跪了。我跪得坦荡，没有一丁点儿介怀，因为我这是为别人跪，不是为了自个。
废话多了，转回现在。杨德开说完那句玩笑话后，我干笑几声，一是确实觉得好笑，二是我很少听这么直白的流氓话。大哥常去妓院搂姑娘，回来分享悄悄话，我们仨兄弟挤在秋千架上，每人下地推几回，身体荡悠，心也荡悠，但大哥好歹学了点礼义廉耻，听得顺耳不代表说得顺嘴，他只会憋红脸摆手道，“就是那么个意思，你懂吧！”
杨德开等新兵们笑完，才跟着收了笑，变了张冷脸，指着石砖路一边，“兔崽子们，按个高排，矮的靠近我，高的挪后边儿去。”
我卡在中间，没练过的散兵哪晓得啥叫整队，站得扭扭曲曲，像极了花儿爷玩的贪吃蛇。我透着人头与人头之间的空隙打量面前的营地大门，挺讲究，墙上白线画着中国结。
杨德开拍了拍我的帽子，正好扶正挤歪的角，“急个屁，待会就进去了。”
他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和这句话，隔两个兵就说一回，我听了两分钟，觉得自己也能胜任这份流水线工作，但我没这个气运，老天爷说，我这辈子只能给别人打工，自己当老板赚不了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