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昌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周文王，他的长子伯邑考曾因前往朝歌朝觐时，感于妲己的美色，展开热烈的追求行动，因而触怒帝辛，把他剁成肉酱，赐食姬昌，并把姬昌囚禁在安里两年。由于周部族的臣子们多方营救，并向帝辛纳贿，才获得释放。由此种下了深仇大恨。
在往后的日子里，帝辛的臣子们似乎都刻意地在经营东南一带的广大地区而忽略了雄踞西北的周氏部族，姬昌的势力渐渐威胁到商的中心地区。周拜姜尚为师，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展开伐商的宣传攻势，重点放在污蔑妲己与丑化帝辛上：说妲己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妖孽、心肠毒辣的蛇蝎美人；说帝辛好大喜功，不恤民命，是残酷昏淫的暴君，是“唯妇言是用”的傀儡。
姬昌亡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姬发继位，他的第四个儿子姬旦（周公）有贤德，多才艺，对于政略的掌握和战略的运用都十分娴熟，他争取马国、离间商朝君臣、争取民心与鼓舞士气，自封其二哥姬发为周武王，贬抑帝辛为商纣王，并宣布帝辛的十大罪状。之后周联合天下诸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利用商军主力远征东夷、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进军商朝空都朝歌，在牧野（今淇县西南）庄严誓师（史称“牧誓”）讨伐商军。
商纣王惊闻周军来袭，仓促武装大批奴隶，连同部分守卫国都的军队，开赴牧野迎战。武王命姜尚率一部精兵冲击商军前阵。商军奴隶前阵倒戈，武王乘势以主力猛烈突击，商军土崩瓦解。纣王仓皇逃回朝歌，见大势已去，当晚即与妃子妲己一起登鹿台自焚而死。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
另据司马迁的说法是：纣王自焚而死，妲己为周武王所杀。又《世说新语》中引孔融的话说，周师进入朝歌以后，妲己为周公所得，后来成为周公的侍姬；这可从周师进入朝歌以后再也没有贬抑妲己的话语而得到一些侧面的证实。
周文王和周武王立誓要灭掉商朝，是基于政治发展与私人仇恨所产生的态度，丑化妲己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商朝的灭亡是因为大力经营东南，重心已经转往长江下游地区，使得中原一带空虚，周人才得以乘机蹈隙；硬是把商朝的亡国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就常识的观点看是很难使人苟同的。顶多只是苏妲己入宫以后，由于争宠而与其他的妃嫔引起纷争，那些失宠的妃子各有氏族背景，因而加深了纣王与诸侯小国之间的冲突而已；如果硬要说苏妲己是亡国的祸水，未免太高估了她。
第37节：《幻狐》背后的神话与历史(4)
Side D 纣 王
“纣王”并不是商朝最末一个王的正式帝号，而是周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他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商代的第三十二位帝王受辛，也叫“帝辛”（为了指代方便，小说中统称“纣王”）。
周武王为了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登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说实话，这些罪状不管放在哪个朝代都不算严重，也读不出后人形容纣王时荒淫残暴的影子，有的用现代价值观判断，甚至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来看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不用亲戚，定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商朝的子民及纣王的敌人——周武王都不原谅他。
可是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但武丁还是不得不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录用傅说，习惯势力的可怖，由此略见一斑。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极力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出走，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
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的亲贵家族利益，加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致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复杂及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直至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侍奉仇敌。
至于第四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不知是否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就是一位巾帼杰出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尊重女性的客观状况。即使纣王真的听信妲己，也非罪大当诛。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各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妻子妲己合计军国大事了，毕竟自己妻子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的人，值得信赖。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共同自焚于鹿台。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的甲骨卜辞上看，到了纣王的父亲（帝乙）和纣王（辛）时期，祭祀祖先的典礼系统比起前代商王，倒是显得更加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还算是有点儿分量。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他们一贯的风气。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有些商代遗址中还曾挖出来好几坛子当时的酒呢！
须知，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喜乐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商朝人崇尚音乐，边喝边唱，豪爽痛快。你怎么能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坏头？
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梳理社会机制与根本矛盾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交相侵扰的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
周人给纣王与妲己泼脏水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也不过于涉及二人人格，没有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指责。总之，周人并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学者。
（本文作者观点仅供参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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